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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同志

发布时间:2016-6-12 您是第 680 位浏览者

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同志

焦裕禄同志生平

焦裕禄,1922年8月出生,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村人,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。焦裕禄幼年家贫,仅接受过4年小学教育。1939年,其父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逼死,焦裕禄本人也被虏去辽宁抚顺做苦工。1941年,焦裕禄设法逃出,流落至江苏宿迁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,焦裕禄同志从宿迁县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参加革命,主动要求当了民兵,并参加过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。

1946年1月,焦裕禄在家乡入党。1948年,随南下工作队前往河南省尉氏县。1950年,被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。1953年,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,同年调任洛阳矿山机器厂临时公路总指挥。1954年8月起,相继在哈尔滨工业大学、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进修。1956年底,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,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、调度科长等职。在此期间,焦裕禄患上了肝病。

1962年焦裕禄调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。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、风沙、盐碱三害,他坚持实事求是、群众路线的领导工作方法,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,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,努力改变兰考面貌。他身患肝癌,依旧忍着剧痛,坚持工作,被誉为“党的好干部”、“人民的好公仆”。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铸就了亲民爱民、艰苦奋斗、科学求实、迎难而上、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。1964年病逝于郑州,终年42岁。

焦裕禄先进事迹

焦裕禄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,为人民鞠躬尽瘁。他参加革命工作以后,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以后,始终继承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,身不离劳动,心不离群众,艰苦朴素,永葆劳动人民的本色。他严于律己,坚决反对特殊化,坚持同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等一切不正之风作不懈地斗争。焦裕禄同志诚恳待人,他时刻想着人民群众,爱护人民群众,关心人民群众,热情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具体困难,始终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,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贴心人。为了改变兰考县面貌,焦裕禄同志在困难面前不退缩、不畏惧,坚持实事求是、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。他深入到生产第一线,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,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,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,摸索自然条件和客观规律,从而找到了改造客观世界、战胜自然灾害的正确途径。在兰考的除“三害”斗争中立下了不朽功勋。焦裕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、好党员。他不为名、不为利,不怕苦、不怕死,一心为革命、一心为人民,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。   

激励兰考人民抗灾自救的斗志。1962年冬,焦裕禄同志怀着改变灾区面貌的雄心壮志,来到了兰考。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,是一幅严重的灾荒景象。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,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沙;片片内涝的洼窝里,结着青色的冰凌;白茫茫的盐碱地上,枯草在寒风中抖动。这一年,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,秋天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,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,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。

重重的困难,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,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,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。只要加强党的领导,就是有天大的艰难,也一定能杀出一条路来。焦裕禄同志说:“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,越是困难的地方,越能锻炼人。请组织上放心,不改变兰考的面貌,我决不离开这里。”

第二天,当大家知道他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,他已经深入到农田一线调查访问去了。他拜群众为师,虚心向群众学习。开座谈会,全面了解灾情及其原因,寻找救灾办法。同时,焦裕禄同志教育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,深入到每家每户,了解情况,宣传政策,进行思想发动,进行社会主义教育。通过教育和发动,兰考人民明确了前进方向,振奋起抗灾自救的精神,坚定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决心,信心百倍地改变多灾多难的旧兰考。  焦裕禄同志经常住在农民的草庵子里,蹲在牛棚里,跟群众一起吃饭,一起劳动。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,在广大群众中间询问着、倾听着、观察着。他听到许多农民要求“翻身”、要求革命的呼声,看到许多村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对“三害”斗争的革命精神,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、治水、治碱的办法,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。群众的智慧,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,也更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。  

焦裕禄通过调查,感慨万千。他说:“兰考的贫下中农是革命的,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,由穷变富的强烈要求,就象在108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干柴一样,只要崩出一个火星,就可以引起熊熊烈火。”

统一县委领导班子思想。兰考是一个老灾区。当时整个县上的工作,大都放在救灾上。县里有些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,对改变兰考面貌缺乏信心。是依靠群众,自力更生,改变灾区面貌,还是两手向上,依赖救济呢?面对这种情况,焦裕禄同志感到:要改变兰考面貌,干部是关键。“干部不领,水牛掉井”。群众在灾害面前两眼望着县委,县委领导挺不起腰杆,群众的积极性就得不到充分发挥。

1963年1月,焦裕禄在县委扩大会议上,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带头到困难村去,与基层干部同甘苦、共患难,为改变贫困地区面貌作出贡献,为基层干部作出榜样,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,身不离灾区。

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。人们到齐后,他没有宣布议事日程,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。 当时,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,大雪纷飞。车站的屋檐下,挂着尺把长的冰柱。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往丰收地区的专车,正从这里开过。也还有一些灾民,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,蜷曲在货车上,拥挤在候车室里……。焦裕禄指着他们,沉重地对同志们说:“他们绝大多数人,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。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,不能责怪他们,我们有责任。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,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,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……”焦裕禄再也讲不下去了。几位县委领导低下了头,而心里却豁然开朗,明白了风雪夜车站之行的含义。县委一班人受到了一次最实际、最生动的思想教育,增强了率领广大干群团结奋斗,努力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。

    回到县委后,焦裕禄同志又组织大家学习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愚公移山》等文章,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,鼓励大家像张思德、白求恩那样工作。后来,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,回忆兰考县的革命斗争史。焦裕禄说:“兰考这块地方,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,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,就把它让给敌人,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?”就这样,一个“如何战胜灾荒,改变兰考面貌”的大讨论在全县讯速展开了。县委领导干部,纷纷走出县委机关,到农村驻队蹲点。焦裕禄到许多重灾村调查研究,通过走、看、问、记,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,同时也发现了不少令人深思的问题。他对县委同志说“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,问题只要看得准,干下去,要革命。兰考是灾区,人穷、困难多;但灾区有个好处,它能锻炼人的意志,培养人的革命品格,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。”焦裕禄同志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,感染了县委的领导,感染了全县的党员、干部和群众。

亲自掂一掂“三害”的份量。1963年2月,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、治水、治碱的斗争,成立除“三害”办公室。焦裕禄深深地了解,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,这涝、沙、碱三害,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!今天,要制服“三害”,要把它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,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,付出高昂的代价。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,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“三害”究竟有多大份量。

根据这一想法,县委先后抽调了120名干部、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“三结合”的“三害”调查队,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、查风口、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。当时,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已相当严重,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,劝他在家里听汇报。他说: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。” 他背着干粮、拿起雨伞,和大家一起在兰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。追沙,他一直追到沙落地;查水,他又是查到水归槽。干旱季节,他亲自用舌头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。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,焦裕禄同志不顾重病缠身,忍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,在风里、雨里、沙窝里、激流里,坚持度过了一百二十多个白天和黑夜,跑了一百二十多个大队,跋涉五千余里,终于摸清了兰考“三害”的底细,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,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,编了号、绘了图;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,也一个个经过丈量,编了号、绘了图;全县的千河万流,淤塞的河渠,阻水的路基,涵闸……也调查得清清楚楚,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泻洪图。

 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,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、沙、碱发生、发展的规律,几个月的辛苦奔波,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,从而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。在这个规划上,焦裕禄同志满怀激情地写道:“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。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,我们有革命的胆略,坚决领导全县人民,苦战三、五年改变兰考面貌。不达目的,我们死不瞑目。”从此,一场群众性的除“三害”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。

在除“三害”的斗争中,为了取得经验,焦裕禄同志亲自率领干部、群众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、翻淤压碱、封闭沙丘试验。然后以点带面,全面铺开。焦裕禄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,同干部、群众一起出力流汗。他给自己规定,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。下乡时就地劳动;在机关值班时,临近劳动。不论在治理“三害”的土地上,还是在平时田间管理中,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。群众都把焦裕禄看成是“跟咱一样的庄户人。”

通过一年的艰苦奋战,兰考的除“三害”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。在总结除“三害”的工作时,焦裕禄同志作了明确透彻的总结。治沙:沙区没有林,有地不养人,这是基本情况;有林就有粮,没林饿断肠,这是重要性;以林促农,以农养林,农林相依,密切配合,这是方针;造林防沙,百年大计,育草封沙,当年见效,翻淤压沙,立杆见影,三管齐下,效果良好,这是方法。治水:兰考地形复杂、坡洼相连,河系紊乱,这是客观情况;以排为主,灌、滞、涝、改兼施,这是方针;舍少救多,舍坏救好,充分协商,互为有利,上下游兼顾,不使水害搬家,这是政策;夏秋两季观察,冬春干燥治理,再观察再治理,观察治理相结合,这是方法。治碱:分清轻重,区别对待,这是方针;翻淤压碱,开沟淋碱,打埂躲碱,台田试种,引进耐碱作物,这是方法。这段精辟的总结,是焦裕禄同志斗争实践的产物,也是对兰考人民除“三害”斗争的真实写照。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除“三害”斗争开始以后,焦裕禄同志发现抗灾斗争发展不平衡,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也不尽一致。焦裕禄同志认为,要从根本上制服“三害”,必须进一步发动群众,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,抓典型、树样板,打一场除“三害”的人民战争。

焦裕禄同志亲自到最困难的队去蹲点调查,访贫问苦。在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,研究泡桐的生产特点,并亲自带头植桐,全县人民雷厉风行,营造了浩瀚的桐林。为美化兰考大地,尽快改变灾区面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。然后,他深入全县农村调查,发现和培养了双杨树、赵垛楼、秦寨、韩村、坝子五个先进典型。韩村的精神:城关公社韩村生产队社员,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,组织起来割草三十余万斤,除安排好社员生活外,还置买了农具,巩固了集体经济。焦裕禄同志说:“韩村自力更生,战胜困难的精神,就是活生生的南泥湾精神,这是贫下中农的风格!这就是革命。”秦寨的决心:固阳公社秦寨大队社员以“愚公移山”的精神,“蚕吃桑叶”的方法,深翻压碱,改良土壤。焦裕禄同志说:“秦寨是个好地方,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。眼下困难多,不要怕,在困难面前要挺起腰杆,才是真正的英雄哩!决心要比困难大,什么东西都怕决心。困难面前我们要找出路。”赵垛楼的干劲: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社员,在大雨成灾,一片汪洋的情况下,挖河排涝,一季翻身,把余粮卖给国家。焦裕禄同志说:“赵垛楼大队战胜自然灾害,支援国家,支援灾区,这是崇高阶级感情,高度的爱国热情,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。”双杨树的道路: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的社员说:“穷,咱穷到一块;富,咱富到一块”。他们兑钱、兑鸡蛋,买种子,买牲口,巩固集体经济。焦裕禄发现这个典型后,给县委写报告说:“双杨树社员坚持的道路,就是社会主义道路。”坝子的风格:红庙公社坝子生产队的社员,抗灾夺得丰收后,压低口粮标准,卖粮食支援灾区。焦裕禄同志亲自给县委起草报告,全县通报表扬他们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。

焦裕禄同志在《穷棒子精神万岁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县连续遭灾,很多生产队在生产、生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。困难主要表现在‘穷’字上。毛主席说:‘穷则思变,要干,要革命’。有了困难只要去斗争,困难就会减少,克服一分困难,就是一分胜利。要克服困难,必须不怕困难,发扬革命精神。各地都要抓住这样的典型,树立旗帜,鼓舞胜利信心”。同时,焦裕禄同志还主张,对改变穷困面貌有强烈要求的困难队,在政治上鼓舞,在经济上扶助。采取“穷、硬、明、纯、快”五字方针。穷,就是连年遭灾,底子特别空的队;硬,就是不怕困难,人穷志不穷;明,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明;纯,就是领导班子中没有坏人;快,就是一拉就起来,很快翻身。

焦裕禄同志从这五个典型中看到了全县除“三害”斗争的希望,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,焦裕禄同志激情满怀地为这五个先进典型进行大力宣传,请他们上主席台,让他们介绍经验。他把这五个典型归纳为:韩村的精神、秦寨的决心、赵垛楼的干劲、双杨树的道路、坝子的风格。焦裕禄同志说:“这五个先进典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兰考的新道路。只要我们以他们为榜样,全县就会出现更多的硬骨头生产队,迅速掀起除‘三害’高潮,多灾多难的旧兰考,就会变成社会主义新兰考”。这次大会,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、团结奋斗、大战“三害”的动员会和誓师会。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”这面鲜艳的旗帜一树立,在全县各个角落,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在县委的领导下,焦裕禄同志率领全县广大干部、群众向“三害”发起了猛烈总攻。

贫下中农的贴心人。焦裕禄同志说:“新干部不参加劳动,就不能明确树立阶级观点、群众观点;老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思想就要起变化,要变颜色”。焦裕禄同志身体力行,无论工作多忙,总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,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。他经常开襟解怀,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,群众身上有多少泥,他身上就有多少泥。他经常和群众一起翻地、封沙丘、种泡桐、挖河渠……,就在县委决定他住院治疗的前几天,他还挥舞铁锨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和群众一起劳动。因此,他经常要求下乡的干部一要带毛主席著作,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。

焦裕禄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,他长期有病,家里人口又多,生活比较困难,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。他说:“兰考,是个重灾县,人民的生产、生活都很困难,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。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中去,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”。焦裕禄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,到最困难的地方去,穿衣要朴素,生活要节俭。有一次,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,问道:“戏票哪来的?”孩子说:“收票叔叔向我要票,我说没有。叔叔问我是谁?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,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。”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,当即把一家人叫来“训”了一顿,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。

后来,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《干部十不准》的文件,规定任何干部不准特殊化,具体内容是:1、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,请客送礼;2、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;3、不准赌赙;4、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,挥霍浪费;5、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,唱戏、演电影办集体和其他娱乐活动,谁看戏谁拿钱,谁吃喝谁拿粮,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;6、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,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,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,大肆铺张浪费;7、各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,勤俭过年,一律不得请客送礼,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,不准到生产队提取国家统购统派物资,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,一律不准送戏票,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,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、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;8、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或生产队的物资,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动;9、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,增加收入,改善生活,反对弃农经商,反对投机倒把;10、不准借春节之机,大办喜事(不是不准结婚),做寿吃喜,大放鞭炮,挥霍浪费。这个“十不准”的通知,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。说它平常,是因为《通知》所规定的每一条,都是每个共产党员、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,做到的起码准则;说它不平常,是因为《通知》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,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,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。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,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,为革命掌权。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。

 从焦裕禄同志的遗物中我们看到,他的办公桌、文件柜都是原兰封县委初建时买的,有不少地方破损。当时有人劝焦裕禄同志换个新的,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,而且修了修,照样使用。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钉,褥子上有36个补钉,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。他说:“我的被子破了,是需更换新的,但应该看到,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。其实,我这就很好,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,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!焦裕禄同志的衣、帽、鞋、袜都是拆洗很多次,补了又补,缝了又缝的,虽然破旧得很厉害,但是焦裕禄同志总是舍不得换。他的爱人徐俊雅同志最后生气了,不给他补,他就自己动手补。一次,有位干部提出要装修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,焦裕禄同志严肃地说:“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?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,群众生活还有困难,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,就是连想也很危险”。

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,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,心里想着群众,唯独没有他自己。一个冬天的黄昏,风越刮越紧,雪越下越大。焦裕禄同志望着风雪,心里惦记着群众:住的怎样?吃的烧的有没有困难?生产队的牲口咋样?他让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雪天六项工作:第一、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,安排好群众生活。第二、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,必须深入牛屋检查,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。第三、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。第四、对于参加运输的人、畜,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,在哪个大队由哪个大队热情接待,保证吃得饱,住的暖。第五、教育全体党员,大雪封门的时候,到群众中去,和他们同甘共苦。最后一条,把检查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县委。

这天,风雪刮了一夜,焦裕禄同志屋里的电灯亮了一夜。第二天黎明,他就把同志们叫起来开会。他说:“在这大雪封门的时候,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,应该到群众中间去。共产党员要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,出现在群众面前,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去关心群众,帮助群众。”说罢,就领着大家,顶风冒雪出发了。

这天,焦裕禄同志冒着风雪,忍着剧烈的肝痛,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,访问了几十户群众。但是,却没烤群众一把火,没喝群众一口水。他来到梁孙庄梁俊才的家里,老大爷卧床不起,老大娘双目失明。老大爷问:“你是谁呀?大雪天来干啥?”焦裕禄同志说:“我是您的儿子,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。”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,说:“解放前,大雪封门,地主逼租,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,住人家的牛屋。还是党好,社会主义好。”

与病魔顽强斗争。1964年春天,正当兰考人民同涝、沙、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,焦裕禄同志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。他开会、作报告,经常用手按住痛处。有时,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,一头顶住肝部。天长日久,他坐的藤椅,被顶出一个大窟窿,他从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里。他说:“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。你压住它,它就不敢欺负你了。”组织上劝他住院治疗,他总是说:“工作忙,离不开。”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,开了药方,他嫌药贵,不肯买。他说:“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,花这么多钱买药,我能吃得下吗?”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,硬让他服下,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。可当他发现别的同志有了病时,却总是关心备至。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在乡下患病,焦裕禄几次打电话,要他回来休息;组织部一位同志患慢性疾病,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,要他安心疗养;财委一位同志患病,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……。焦裕禄同志想的总是别人,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,唯独没有他自己。

有一次,焦裕禄同志和县委办公室一位同志去三义寨公社检查工作。走到半路,他的肝病发作,疼得厉害,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到公社,大家看他脸色不好,劝他休息一会,他笑笑说:“谈你们的情况吧,我不是来休息的。”焦裕禄同志一边听着汇报,一边按着剧痛的肝部记笔记。剧烈的肝疼使他手指发抖,钢笔几次从手中掉下来。但是他仍然坚持听下去。这种顽强的革命精神,使同志们非常感动。

 1964年3月。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到了严重关头,兰考人民除“三害”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。他心潮汹涌澎湃,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情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,他从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中,预见到兰考美好的未来。他满腔热情地坐在桌前,想动手写一篇题为《兰考人民多奇志,敢叫日月换新天》的文章,他铺开稿纸,拟好了四个小题目:一、设想不等于现实。二、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,首先是领导班子思想的改变。领导思想不变,外地经验学不进,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。三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四、精神原子弹——物质变精神,精神变物质。文章只开了个头,肝病又严重发作了,病魔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,党组织决定送他到外地治疗。

临行那一天,由于肝痛得厉害,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。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!一年多来,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,他已经跑遍一百二十多个。他把整个身心,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,兰考的除“三害”斗争。正象一个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,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,他从心底感到痛苦、内疚和不安。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,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,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起战斗!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,不久他就会回来的,在火车开动的前几分钟,他还在认真地布置工作,要县委的同志们抓好抗灾斗争。

在医院里,焦裕禄同志以钢铁般的意志,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,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,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。焦裕禄同志的病越来越严重,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,上面写道:“肝癌后期,皮下扩散”。这是不治之症。送他去看病的赵文选同志,心里非常焦急,恳切的向医生说:“医生,请你把他治好,俺兰考人民需要他,需要他呀!”五月初,焦裕禄同志的肝病更加严重了。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,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,便摇摇手说:“我不需要了,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!”

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,他不谈自己的病,首先问县里的工作、生产情况。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?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?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?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?他还嘱咐同志们:“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,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;还有,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,让我看看”。

 他的大女儿到医院里去看他,他深情地说:“小梅,你参加革命工作了,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,家里的那套《毛泽东选集》,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。那里面,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,怎么工作,怎么生活……”。

省、地、县各级领导同志来看望他。这时,焦裕禄已经病危,他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:“我……没有……完成……党交给我的……任务。……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……心里感到很难过……我死了不要多花钱……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……我只有一个要求……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……埋在沙丘上……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……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”。

1964年5月14日,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,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,县委书记的榜样,人民群众的贴心人——焦裕禄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、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,与世长辞了。终年四十二岁!他死后,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:一本是《毛泽东选集》,一本是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。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,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,念念不忘党的工作,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。

    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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